王韵从后汉书知意看刘咸炘的史学观

刘咸炘（—），字鉴泉，号宥斋，四川双流人，近代蜀中 学者，受其家学熏陶，自幼聪慧好学，在他五六岁时，先后从兄刘咸荥和父亲学习。年，18岁时其父卒，改由其从兄刘咸焌（字仲韬，清光绪癸卯举人，创办成都尚友书塾）授业，年成为尚友书塾塾师。年至逝世前，先后兼任成都敬业学院哲学系主任、成都大学和四川大学教授。刘咸炘博通群籍，学贯中西，治学严谨，著述丰富，著书部，卷，总为“推十书”，其内容涉及哲学、经学、史学、校雠学、方志学、文学、宗教等诸多领域。 历史学家蒙文通极其推崇刘咸炘，在《四川方志序》中称赞他“其识骎骎度骝骅前，为一代之雄，数百年来一人而已”。

刘咸炘笃学精思，明统知类，“可惜天不假年，又远离学术中心，故其名不显，其学不彰，然而其书具在，精光自不可掩”。《后汉书知意》是刘咸炘《四史知意》的第三部成果，刘咸炘对《后汉书》中的“本纪”和“列传”进行了系统探讨，学界对《太史公书知意》《汉书知意》《三国志知意》皆有研究，而对刘咸炘《后汉书知意》还未见专门的系统论述，本文以《后汉书知意》为考察对象，从史学史角度探讨刘咸炘著史需明确史体，读史应察变观风重源流的史学观，从中可见刘氏的史学意识。

秉承章学诚的治学思想，刘咸炘的《后汉书知意》并没有着眼于文字和文法的考证，而是从史法和史识的角度探究《后汉书》的史意，并对《后汉书》的篇体和识旨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评价。杨树达在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》中对《后汉书知意》高度评价到：“平心论之，蔚宗之书难不逮马、班远甚，要不失为良史，清代治史诸家考证文义者居多，专论史法者颇少，刘氏裒录成说，特为专书，立体既新颖可人，于读范书者亦实有裨，不失为佳著也。”

一、《后汉书知意》撰写原因和体例

《后汉书知意》成于民国十九年，刘咸炘在本书开篇说到：“庚申年秋读《后汉书》，有所评议，记为一册。近修《太史公书》《汉书》二《知意》既毕，因取旧册修补为《后汉书知意》。”可见《后汉书知意》是在他读《后汉书》之后所作札记的基础上加工而成。

关于撰写《后汉书知意》的原因，刘咸炘指出：“昔人评议范书者少于马、班，采掇简易，未旬而成，体例悉如前二书，其稍异者，间有论事语，以东汉史势人多不详也。然亦取足与书法相发明，不滥入史断语。马、班体例之精，不容议矣，范则多失，故今之所说，兼有纠弹，然仍名之曰知意者，读史终应恕作者之用心也。”即史家评议范书少于马、班，且后人对东汉历史研究大都不是很详尽，范书体例多失，刘咸炘通过对其优点和篇体不足之处进行分析，以探究史意，使得读史之人应该明白史家本来的用意。并指出后代史者对于范书也有众多误读，“然审今范书传本，则其破碎谬误又有非蔚宗之本然者”，因而“今故具论之，亦使蔚宗功罪明白也”。

《后汉书知意》在体例上首先对《后汉书》的篇体和识旨进行探讨及评价，然后在内容上有关《后汉书》中“本纪”和“列传”的各个篇章都进行了探究。

（一）篇体之失

刘咸炘非常重视明确史体，“书之款式，似不重要，而实重要，于史尤甚”，认为范书在史体上和马、班相比确有所不足，“盖综合之识亡而史篇失其圆神变化之体，变化之体失而结构散碎，史传乃成告身、行状矣。告身、行状之式始于范蔚宗，而后史皆沿之”。并指出范书篇体之失处在于如章学诚所论“范史列传之体，人自为篇，篇各为论，全失马、班合传师法”，且“其传中之论多止论一二人，即附其人事后，虽父子亦以论间断之，一篇之中遂分数传，盖其每篇本无一贯之处，每段各自孤立，甚至合传有全无意义，但以官位大小约略相等而遂合之者，此马、班所无也”。即范书各传孤立并不连贯，合传也仅以官位大小基本相同来分类，篇体上失却了马、班“圆神”之意。

对于《任李万邳刘耿列传》，刘咸炘认为“蔚宗书每人一段，间以论赞，而以事为纲之意渐失，如此传必分为六段，亦乏镕铸。若以任光、邳彤、耿纯为主而李忠、万修附，任光、刘植附耿纯，综叙河北之事，岂不省而圆邪”？对于《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》，刘咸炘认为此篇合传无义，“蔚宗之失又在不立表，若有表，则万修、刘植、景丹、杜茂诸人子姓传爵归之于表，名则附见他传中，何至繁文之娓娓乎？不知以事为纲，而斤斤于备一人之始末，后史之弊，自蔚宗开之”。即刘咸炘强调列传应以记事为纲，而非记人为主，合传、独传都皆如此，列传不应分合、独，也不应有正、附之分。

对于《班梁列传》，刘咸炘认为梁慬有战功，但无将略，不当与班超合传，“若省别立传而叙其事于《超传》末，下接勇事，以慬后攻羌之事别附篇末，则浑成矣。范氏列传皆各自孤立，故不能如是也”。刘咸炘明确地指出班梁合传的不当之处，“颇中要害，非肆意诋诃者可比”。

刘咸炘认为“汇传者，本以叙一事之源流，非止述十数人之事”，对于《儒林列传》，刘氏指出：“以今观之，所述东京授受仅有古学，盖以补《前书》，既非周备，亦嫌隔绝。若总述家法授受于前，具举名家，然后著之曰某自有传，乃以次述诸人事，略仿《*锢传》法，则贯串尤明，中间诸传不致漫无统纪矣”，而且“彼诸篇仅举其尤，不以非尤者入之也。然*、伦及召驯、杨仁止曾学经，而非名家，既无著述，亦未授徒，即在《儒林》亦滥，盖后史列传人人求备，以事少者归汇传之病，蔚宗已开之矣”。即对范书中列传每人为段，数段为篇的“花名印册”似体例，刘咸炘一语中的指出其不妥之处。

对于历代学者关于《后汉书》论、赞的争议，刘咸炘既批驳刘知几“夫每卷立论，其烦已多，而嗣论以赞，为黩弥甚”和赵翼“范书之赞则非为此，但于既论之后，又将论词排比作韵语耳，岂不辞费乎”的观点。对王先谦为范晔辩解，即“赞体用诗，以代序述，亦班、马之遗范，第范见刑时，书未大成，以赞继论，原未必范意如此”的看法也提出异议，指出“此说之疏谬，甚易见也。赞代序述，当如马、班，总在一篇，今其失正在不同马、班之遗范耳”。同时刘咸炘认为《后汉书》论、赞虽然在篇体上不如马、班，但也有其可取之处，“然则蔚宗加赞于论后，虽成赘文，而适以自护其书，无用而反有用也”。

（二）识旨之精

“既明体例，然后可求其宗旨。古史家皆有宗旨，非徒记事而已”。刘咸炘读史最重“史旨”，认为《后汉书》虽然在篇体上失却了“圆神之本体”，但是“尚有宗旨”。范晔在《狱中与甥侄书》中谈论到《后汉书》的史旨：“本未关史书，*恒觉其不可解耳。既造《后汉》，转得统绪，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，殆少可意者。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，以正一代得失，意复未果。赞自是吾文之杰思，殆无一字空设，奇变不穷，同合异体，乃自不知所以称之。此书行，故应有赏音者。纪、传为举大略耳，诸细意甚多。自古体大而思精，未有此也。”刘咸炘对此予以肯定：“以今观之，其挥斥前人，诚为逾量，而自称之语，则非过夸，本意为论文，故惟自负其论赞之奇，其称许论赞皆是甘苦之言”，并且高度评价到：“当时之文，非弱即滞，不能健举，以范论较之，诚为纵放，不可以赵宋以后文势为衡。且蔚宗之文，远绍士衡，近越稚川，在八代中本为巨擘，唐、宋以后之轻诋，固无伤也。”

同时刘咸炘将范、班之史论风格进行了对比，指出两者各为其妙，“然蔚宗书体虽破碎方板，而序论则诚精，即不以文论而以史论，亦不愧体大思精之目。盖班氏赞语含蓄，不极议论，史家高度远致固应如是，蔚宗以为于理无得，自是误衡，而自作矫之，更为详畅，则别成其妙，与班相竞，然亦约其词句，以见裁味，非如宋后史断之恣为支辨，竟成子篇也”。并称赞范论“其美乃在汇传能挈举一代之得失，杂传能间破一时之习见，深观东京史势者自能知其精意深旨，非可一一举也”。

对于《后汉书》的史论，王鸣盛极其推崇：“蔚宗表死节，褒正直，而叙杀身成仁之为美也。诸传中亦往往见重仁义、贵守节之意蔚宗之表扬节义、推奖儒术如此”，刘咸炘认为王氏所举明矣，“范氏当士习骩靡之际，故颇取狂狷蔚宗于《樊英》《儒林》《独行》《逸民》诸传叙论虽并述得失，而终许其执义正俗之功，他如《来歙》《耿恭》《卢植》诸传，言及节义皆颇慷慨，即论以言已若是，其叙事之抑扬去取，尤不可胜举也”。并明确肯定了《后汉书》开创的激扬性史论风格对后世史书撰写的极大影响，“自光武推崇节士，变西京贪懦之风为廉直之俗，末流之弊，曹氏矫以尚功，魏末又矫以尚达，加之操、懿而后，篡夺相承，士既习于柔骨，史家亦囿于时俗，华峤乃华歆之孙，陈寿实谯周之徒，言论风旨，不能激扬，蔚宗崛兴，乃克振拔，自后刘知几辨举曲直，而史义始明，北宋诸公抗志力行，而士节始立，推溯其原，蔚宗实有中兴开启之功矣”。

二、对《后汉书》研究之辨驳

《后汉书》是我国的重要典籍，是研究东汉历史的重要史料，作为“前四史”之一，“从刘宋时期到清朝末年，对《后汉书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训诂、史实考据、补遗辑佚等方面”。对于历代对《后汉书》的研究状况，刘咸炘并非注重文字和文义的考证，而是博采众家，引证丰富，从史法和史识的角度来对前人关于《后汉书》的研究进行史学批评。

（一）从史法角度探史意

刘咸炘认为“史之质有三：其事、其文、其义。而后之治史者止二法：曰考证，曰评论。考其事、考其文者为校注，论其事、论其文为评点，独说其义者阙焉”。这表明“刘咸炘治史的重点既不在于历史考证，也不是一般的历史评论和文章点评，而是要以探讨史意作为他史学批评的兴趣与重心”。在其《后汉书知意》的史学批评中也多处体现了他的这一原则。

关于《后汉书》中立“传”的标准，刘咸炘议论较多。对于《张曹郑列传》，李慈铭认为范氏将先郑、马季长的传书于康成之后，“时代失次，非也”。刘氏批驳此为妄说，“以官仕时代为据，是直视史传为官品齿録，亦陋甚矣。此篇为礼学，非徒经学名儒也。张纯、曹褒皆东京定礼之人，合传康成者，以郑学在礼，惜其未定礼也。史传叙人，不依人品高下”。王鸣盛认为自康成外，何修、服虔、许慎应皆入《儒林》，不升列传。刘氏也不赞同此看法，指出“古史列传原不以官位分合，无所谓跻，散传、汇传本无高下，范特为汉礼立此篇，故不入《儒林》，即入《儒林》，亦岂遂卑？王氏不通史法而好佞郑，故有此陋语”。从中可见刘咸炘主张立传应以事为主，既不以人品高下，也不以官位分合为标准。

对于《周*徐姜申屠列传》，李慈铭认为史传次序总以时代为民，此卷除周燮外都是汉末人，周、姜、申屠可入《逸民》，*宪、徐犀可入《独行》。刘氏指出“按史传类叙之篇从其 人之时代，《太史公书》已然，李氏说不足辨。既知蔚宗特立此数人，又疑其可入《逸民》《独行》，盖未尽知特立之意”。又对于范书将皇甫嵩、朱俊列传于《董卓传》之前，王补云：“传董卓而先以嵩、俊，其范史微意所在乎”。而*山认为嵩、俊以功名终，范史传二人于卓前不妥，“本以著臣道之终而启逆节诸臣也”。刘咸炘指出“按王说得范本意。勿论嵩、俊义当如何，要之当时事势，嵩、俊破*巾而不能制卓，汉之兴亡系焉，此传固当与《卓传》相接，*氏所辨有理，而谓著臣道之终，则非史意”。即刘氏强调读史应该探究范史本来的用意，而不能以己意猜度古人，“以己意曲说古书者，自以为知古人，而实不知也”。

对于《酷吏列传》，何焯认为董宣、何并之流不当列之《酷吏》，李章亦惟诛杀过滥，而范首及此三人，是由于“建武吏事深刻，上好下甚”。刘咸炘批驳到：“酷吏者，武健严厉之吏也，非专苛刻好杀之名也。故其中自分是非，后人乃多误认，此序、论著酷吏之所由始甚明，直可作马、班书解而释后人之惑。马、班书《酷吏传》之郅都，此篇之董宣、阳球，论者多以为不当入，皆闇论也。两汉皆多豪猾，此传不为建武一朝，何氏之言无一是者”。即刘咸炘从史识角度指出何氏的谬误。

（二）察变观风重源流

刘咸炘认为史学即是人事学，重在关系的综合，不能仅就事发论，还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