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颖一莫以为只要经济强大了,别人就会尊重
胡舒立：
年9月，当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校园里首次遇到钱颖一的时候，他已经是中国留美经济学者的骄傲了：清华出身，上过哥伦比亚和耶鲁大学，哈佛博士，而且在斯坦福经济系任教。一系列的 背景组合在一起，在当时，对中国人来说是太少了也太难了。（袁滕飞视频全网下架，《这个历史挺靠谱》千万别再禁了）
我们那时就成了朋友，常交谈，记得我回国前，他还专门请我去当地 的中餐馆吃饭。交谈得多了，我受益不小。但对他做事过于认真的方式有些不解——我记得自己约过多次稿，颖一却从不答应，称不愿意轻易写文章。我问为什么，并且举了克鲁格曼的例子，颖一说，那他是成精了呀。我还差得远呢，我只能写想清楚了并且能讲清楚的事情，不敢随便写，所以无法答应你。我只能遗憾——这么成功的人，怎么还这么认真呢？
15年过去了，钱颖一更为成功了。他成了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终身教授，接任前任总理朱镕基当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，在国内外发表了更多的论文。不过，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认真或者说较真，不轻易接受采访高谈阔论，很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。
当然，这并不影响他一如既往地对中国和世界重大经济问题进行思考，而且常有振聋发聩之语。他的“出声率”不高，但每出声便引人注目，令我深思。几个月前看到颖一在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上的讲话，不长，但意味深长，很震动。我明白因为时间限制，他没能展开地谈，更明白他对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信念缺失时期的中国发展，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。终于找到一个周末，我请《比较》执行编辑肖梦“助战”，和颖一有了这次对话。
想说明，在我曾经采访过的许多人中，颖一是罕有的、非常喜欢说“这事我不知道答案”的人。那种决绝有时让提问者失望。不过，他谈“知道答案”的事，总是谈得很清楚。正因为此，在这个刚刚经历了金融海啸、人们多少有些茫然的时代，我觉得他谈中国、谈世界，谈发展方向，许多见解是值得体味的。
路径、目标、价值
胡舒立：我们认为，30多年改革的经验，概而言之，无非是“市场经济、民主*治、法治社会”。但是，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，社会各界对改革的目标和路径，发生了不少争议和分歧，你怎么看？
钱颖一：“市场经济、民主*治、法治社会”是改革要达到的目标。中国在过去30年中，在市场经济改革方面进展最突出，但这三个目标都还没有达到，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市场经济、民主*治、法治社会都是制度安排，它们本身并不是目的或价值。人类的 价值，是诸如自由、福利、正义等最终目的。这些制度安排是实现这些价值的机制。历史经验表明，正是在这些制度之下，人可以享受到 范围的自由，发挥 的创造性，生产力得到 的提升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，社会矛盾能够通过可预见的规则缓和与调解，人有尊严，社会有公正。
“市场经济、民主*治、法治社会”受到广泛认可，就是因为它们可以实现人的这些 价值。另一方面，各国在实现市场经济、民主*治、法治社会的方式和路径选择上可以是不同的，这是因为各国历史和文化的不同。中国的改革就有中国特色，它反映在中国的改革路径有不同于他国的特点。
胡舒立：是的，中国距离社会发展的目标还比较远，还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。那么，在你看来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基本经验是什么？
钱颖一：中国30多年来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经验，从与这之前30年对比中就可以发现，是简单的三条：一是“把激励搞对”，二是“让市场起作用”，三是“实行对外开放”。再简单一点，可以概括为“放开”和“开放”两方面：前两条是“放开”，后一条是“开放”。当然，改革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。但是，如果我们问，哪些是与改革前最不相同但又是促使改革成功的最关键因素？那我的回答就是这三条。
30多年来，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，作为中国人，我们深感自豪。同时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，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与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距离，还应继续改革。由于数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，加上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影响，应该承认，对于建设市场经济、民主*治、法治社会，我们经验很少，还需要虚心学习。
我看了今年第4期《中国改革》上你的“对话”专栏。其中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先生提出，目前中国的改革进展有“四大不协调”：一是改革滞后于开放，二是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，三是*府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，四是*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。他说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核心在于*府改革。他的观察是客观的，他的判断也是中肯的。目前，中国出现的很多问题，关键就在于*府改革不到位。具体说就是在*府与市场、*府与企业、*府与个人的关系中，*府权力过大，缺乏约束和监督，导致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受到阻碍，而*府改革不到位本身就是*治体制改革的不足。
冷静认识自己
胡舒立：那么经过多年的发展，中国经济在世界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？
钱颖一：中国在这次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中表现突出，中国经济的相对实力大大提高，受到举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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